那是个深秋的中午，我把台式电脑放置在睡眠状态，离开工作间，乘电梯去楼下COSTA咖啡厅，曾经在留学期间瘦到历史低点，而后，进入工作岗位，竟然出现了报复性反弹，甚至有些失控。于是我选择了咖啡充当午餐，减肥加上提神的双重功效，让曾经从不喝咖啡的我入乡随俗，不能自拔地进入了苏格兰“主流社会”。我选择露天的座椅，桌上玻璃板映出飘动的白云。当我抬头舒活颈椎的当儿，看到了久违的天空，久违的蓝色……

　　这是我在Motherwell College工作时的某个午后剪影。惬意是我所追逐的。我一直把生活当成话剧，过了第一幕或第二幕的铺垫，一定能迈进轰轰烈烈的高潮。然而我的期盼几乎每一次都落空了，阶段性是伪命题，起伏也是伪命题，常态是一条振幅极小、趋于水平的直线。

　　在Motherwell College的工作按部就班，我每天穿梭在业务发展、市场、教学研究和实习管理等多个部门之间。Anna看到我忙忙碌碌的样子，毫不吝惜地送来她那灿烂的笑容，还会搭讪几句。她说自己在这里工作了30年，每天都是周而复始地忙碌，仿佛苏格兰的火车，准时准点，来来回回，天天如此。

　　Motherwell火车站算个小站，每天往返格拉斯哥（当时我住在格拉斯哥）的过路列车只有四班。循环往复的生活随着火车进站、出站，车窗外的风景也是那样秋去冬来，没有任何变化。不变的场景却孕育了变化的心思，工作是否该换换节奏。

　　我在国内养成的活络思想，随着之前的“出奇制胜”，又被唤醒了：仗着效率高的优势，我开始盘算着是否能在做完当天工作的前提下早点下班。下班是5点，而每个工作日下午4:43那一班回格拉斯哥的火车要是赶不上，就只能等到晚上7点了。碰巧由于办公室装修，我被临时分配到另一个部门的办公间，与Theresa同屋。这里天高皇帝远，应该可以早走几分钟。于是，我4:35一到就开始收拾东西，与Theresa打声招呼，就溜出了校门。如此每隔两三天我就来这么一次。

　　一天，Anna打电话让我去她的办公室，一推门，正见到Theresa在低声对Anna说着些什么，见我来了，她的眼光迅速移开，说了声再见，便出了门。我立刻觉得可能要“出事”。果然，Anna对我说：“Andrew，我们的下班时间是5点，刚才Theresa反映你4:35就离开办公室，这对别的同事来说是不公平的。”Anna的语气很严肃，她的慈祥也被脸上的阴云遮蔽了。“我只是想赶上火车，否则回家太晚。”我一下子成了刚毕业的大学生，只剩下无力的辩解，而这辩解的理由无论从中国还是苏格兰的角度都是弱不禁风的。Anna自然不能接受这种矫情：“这是你个人的事，我们在Motherwell工作都要遵守这里的规定。”“对不起，这是我的错。”被告发，还狡辩，我无地自容，只得认错。“不过，David也住在格拉斯哥，他每天开车上下班，我问问他是否可以让你搭车。”Anna挑了挑眉，脸上又恢复了平日的温和，一边说，一边打电话给David。我始料未及，自己的小聪明破产了，却得到了比早退更好的结果——搭便车，连火车票都省了。从致歉到致谢，从灰头土脸到心悦诚服，苏格兰人的批评教育比国内的民主生活会实在多了。

　　被“举报”之后，我开始小心起来，Motherwell很小，而Motherwell College是个更小的世界，什么事情都藏不住。

　　一个月后，部门圣诞节聚会开始了，仿佛国内的新春“茶话会”、“团拜会”什么的，香槟、红酒、茶、咖啡、香肠、饼干、薯片，大家济济一堂（屋子不大，挺挤的），大吃、大侃、大笑。酒过三巡，便已经八卦四溢了。苏格兰人的“笑点”低，一丁点儿的糗事都能惹得哄堂大笑。政治的、足球的、家庭矛盾的、旅游轶事的，抓住外部世界的笑柄，也不忘学校内部的蛛丝马迹。几乎每个人都自嘲一通，再挖出另一个同事的龌龊经历。我在一旁，听得懂的捡笑，听不懂的陪笑。同事John最为活跃，他机敏的眼神扫视着屋里的每个角落，不经意的四目相对，他盯着我突然顿了一下，然后指了指墙上的圆形挂钟，对我说：

　　Andrew, it is time now.（Andrew，你的时间到了）

　　What?（你说什么？）

　　我完全摸不着头脑。John煞有介事地急速冲到墙边，跳上椅子，把挂钟摘下来，一边拨着表针，一边诡秘地冲我挤挤眼，然后举到我面前：

　　Check it out. This is your time.（你看，到时间了）

　　此时，涌起一片狂笑，我被巨浪包围，中间漂来那个指向4:35的挂钟……世界真是太小了，没有秘密可言，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这看不见的规则实际上是苏格兰人长期自觉形成的行为习惯，是维系人与人平衡的杠杆，是社会公平原则的基石。孔子说“君子慎独”，倒是苏格兰人更胜一筹，深谙此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