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和几个90后海归聊天，他们有的是2020年刚毕业回国；有的已经回国工作三五年。但是无一例外都是，他们都在上海买了房子。年纪轻轻，就过上了有房有车的成功人士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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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海归同学绝大部分并非上海本地人。受益于目前的留学生政策，他们回国后能很快在上海落户，顺利拿到在上海购房的“房票”，这让在上海打拼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却难以安家落户的人羡慕不已！

你曾单纯以为很多人留学的目的是学习知识、开阔眼界？那就错了。

不少人留学，是为了回国后能够落户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获得更大的发展平台，就这么简单明了。

背后的数字是，2020年，有超过80万的海归回国就业，他们绝大部分都选择了北上广深杭等几个大城市。

即便在落户门槛极其苛刻的京沪，对海归也是持欢迎态度。2018年，有1.27万海归在上海落户，当年在上海就业的海归总数则高达16万人。

同时，能够比较轻松拿到京、沪户口和购房“房票”的，还有“国产”的博士。

最近，一则新闻上了热搜：一位在上海某科研单位工作的博士，因为几次购房摇号不中，一气之下，给上海领导写信，要求上海市对自己这样的新落户的高学历人才提供买房优惠政策。

教育部的数字显示，2019年中国有6万多名博士毕业。同样，博士的就业基本上也集中在了北上广深几个大城市。即便在落户政策最为苛刻的北京，应届博士毕业生也是相对非常容易落户。

北大、清华的很多博士毕业生，选择去北京的一些中学、小学做老师，道理很简单：能够解决北京户口。

所以，你单纯地认为读博士是为了做学问、搞科研？那又错了。很多人读博士其实也是为了落户北京、上海，为了更好的发展。

看到这里，一个财富和教育之间的循环出现了：

经济条件好的家庭会不遗余力地投资子女教育：成绩好的，考名牌大学，读博士，或者留学；成绩不好的，也可以选择出国留学。这两类群体毕业后都十分容易拿到北京、上海户口，然后买房，甚至举家搬迁。在“买到就是赚到”的一线城市房地产市场，他们很快就实现了资产增值。同时北京、上海户口所附带的教育、医疗、就业等公共福利优势，更是不言而喻的。

对“教育投资回报”的认识，如果你还在算学费和毕业后工资比的话，显然还是停留在上个世纪。“知识就是财富”，要站在文凭的社会附加值上去理解。

在北京、上海房价“蒸蒸日上”之中，有时候你可能会怀疑到底谁这么有钱在购买房子？这些来自全国各地有购买力的、具有博士学历的高才生和海归，显然是一股不可低估的一股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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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楠来自辽宁某老工业基地的一所重点中学。这座工业城市的早日辉煌已成过眼云烟，如今“啥都没有了”，房价依旧在4000-5000元徘徊。唯有他所就读的这所重点中学，每年能有十几人考上北大、清华，100多人能考上985大学，是仅剩的荣耀，也是维系这座东北小城和北上广之间紧密而又遥远关系的一个重要纽带。

王楠从这所中学毕业后，考上了南京大学，大学毕业后考上中科院研究生，2016年，王楠博士毕业，选择北京就业并落户，目标明确而坚定。

在落户北京之后，家里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在北京买了房。为此，王楠的父母还卖了老家的一套房子来支持他在北京买房。

“砸锅卖铁先把房子买了再说”，是很多刚有购房资格的新北京人、新上海人的共同心声。

与此同时，王楠发现，当年高中同班同学中，至少有15人目前在北京、上海两座城市工作。“几乎所有人都是研究生”、“几乎所有人都在北京、上海落户并买房”——而这些高中同学本身都是出自这个城市的精英家庭。

在“逃离北上广”的舆论喧嚣之下，像王楠这样的一群高学历、有足够经济基础的学生和家庭不声不响地在北京、上海安家，实现阶层跨越。

但，这还不是全部。

王楠有一次惊奇的发现，他的一个小学同学也在北京安家了。这个当年的“学渣”曾经失“踪过”一段时间，后来听说去新西兰留学了。现在回国，同样以留学生的身份在北京落户并且买房。

而对于当地那些成绩一般、经济条件一般的同学家庭而言，想出来在北京、上海立足，则难之又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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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谈论教育，始终无法绕开庸俗的“金钱”两字。

从学区房到各种学科补习，从琴棋书画的兴趣培养到出国游学的视野提升，都离不开家庭的经济投入。

即便在目前基础教育阶段，无论幼儿园、小学还是初中，很多城市的优质教育资源都朝着私立化、市场化、消费化的方向走。这意味着，孩子能接受什么样的教育，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家长的购买力。

于是，我们也就习惯了“寒门难出贵子”、“学霸很多都是有颜有钱”的现状。

而当那些有购买力的家庭子女获得国内名牌大学学历或者海外留学归来之后，他们身上教育标签的首要作用不是如何找到一份理想的工作，而是如何最大程度优化自己社会资源的获得，保持自己的竞争优势。

上文中王楠在提及北京买房时候，说辽宁老家“房价100年不会涨”。2016年在卖掉老家一套房子、在北京买房，是这几年家庭“最成功的投资”。如今，北京这套房已经增值300多万；远不是他的工资收入所能达到。

而这一切，从源头上看，无疑要归功于他父母对他从小的教育投入。

与此同时，对于这个位于辽宁的城市而言，出走的除了当地顶尖的人才，还有在手机上轻轻一划的财富。

王楠老家所在的城市随着高端人口和财富的流失而被“掏空”，城市地域间的分化也日益扩大。“能走的都走了”，王楠坦言自己“根本不想回去”，“当地人的状态、认知和自己的越离越远”。

中国有300多个地级市、1500多个县城。

当这些“小地方”有购买力的“精英群体”试图通过投资子女教育，进而进入并立足北上广的时候，波澜壮阔的财富迁徙洪流远超乎我们的想象。他们无疑大力推高了一线城市的房价，加剧了一线城市公共资源的稀缺化，势必也形成了新一轮的社会财富和阶层分化。

来自山东的陈柯，老家以大棚蔬菜而闻名。父母很早意识到“知识改变命运”，在高中阶段就将他送到国外读书。从纽约大学毕业后，陈柯回到上海创业；同时也落户、买房于上海。

父母的企业在过去的20年间积累了一定的财富，同时也觉得“跟不上市场、走到头了”；于是举家搬到了上海。而同时走出的几乎是陈柯的整个家族——他的表弟、表妹无一不例外的选择海外留学，回国后立足上海、深圳等城市。

在国外那几年读书，陈柯花去了将近400万人民币，但是父母觉得这还是最值得的一笔投资。上海所能提供的生活质量和创业平台是老家无法比的；而陈柯所从事的网络行业也比父母传统制造业“上了很大一个台阶和档次”，这是家庭新的希望。

今天，无论从哪个角度上来看，教育和家庭财富都已经紧紧捆绑在一起。这种关联早已经不是简单的“大学毕业后工资多少”；而是在于好的教育能够带来多少有价值的信息、机会和社会资源，进而能够为个人和家庭创造多少新财富。

我们无法判断，这种教育和财富的耦合是否是一种正面因素。但是新的“知识阶层”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获取新的财富，是当下不争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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